而我们船上一片沉默，半个小时后，船长沉着脸来到驾驶台，他命令我计划好对难船摆的我船船位，并说等公司的命令一到就发布全船动员令。我默默地按船长的吩咐做事，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又过了半个小时，电报员来叫船长去通讯室接公司电话，趁着船长没在驾驶台，电报员凑到我身边低声地说：“大哥，不是兄弟我说你，你不想想，船长知道情况要是想救能不动做么，船长认为我们满载着钢材在这么大的风浪中本身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想不出声走了，你一叫咱们不去都不行了，这不，刚才你叫完后船长就叫我发报向公司报告了，这会是老总回电话。”

按时差这时国内是正午，我和电报员悄悄地打开驾驶台里卫星电话的分机，听到公司老总正在训斥船长：“还犹豫什么？转向救人！什么风浪大？你船操纵困难？都是在海上的人，以前我们的船在这个海域碰上有难，别的船不是也是顶着大风帮助我们么！别说什么了！救人！”

船长回到了驾驶台，命令转向并开启所有灯光，打开全船广播系统。我迅速地指挥着水手实施着船长的命令。

船长对全船广播道：“全体船员注意！全体船员注意！在我们的附近有一艘希腊游轮遇难，上面有600人等待救援，现在全船所有船员立刻按救生部署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广播一出，在睡梦中的船员们纷纷从各自的房间奔了出来，很快就各就各位，只有救援队因甲板上浪大无法在甲板上待命而集合在餐厅。人们纷纷议论将怎样救援那些游客们。

在驾驶台却是另一种焦急，当我们顺风顺浪行驶时船速是18节，从我上到驾驶台到船长命令转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船已冲过难船16海哩，转向调头后因为顶风顶浪我船只有4节的速度，照这个速度走，我们得四个小时后才能靠近难船！

我忽然明白船长为什么非要电报请示公司了，这一小时的时间一拖，等我们接近难船时天已亮了，那时我们的处境就比刚才对着难船走时身处黑夜和顺风浪时好得多。

顶着狂风我们艰难地航行着，四个小时过去了，东边的海水中渐渐地露出了鱼肚白，不远处的难船已靠近了海岸边的浅滩，她侧歪在浅滩中不会再下沉了，而南非当局早已组织了紧急救援指挥部，他们在无线电话中统一指挥着在难船附近的救援船，南非当局还派出了大型直升飞机盘旋在难船附近救助难船上的人们。

船长用无线电话向南非救援指挥部报到，指挥部告诉我们：由于天已大亮，上了救生艇的人们基本都被其他船救上了大船，难船已经搁浅，所以我船可以不参加救援行动继续我们的航行了。指挥部还在电话中对中国远洋船来参加救援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电话中我们还听到那艘和我通过话的兄弟船的船长向指挥部报告他的船员们捞上来四名在海面上漂浮的救生艇上的妇女，这会儿正按指挥部的安排驶向德班港，在那里他们将把救上船的妇女送交当地的医院并接受南非人的感谢。我们的船调转了船头恢复了原来的航行，一切都过去了。

我思考着整个事情的经过，船长的选择对么？从我们自身利益考虑似乎有道理，可从人道主义和海上互相帮助的角度又不对，如果我是船长我该选择什么？

当一个船长在碰上他船需要救助时，一边是自己船的安全一边是他人的生命，选择那一边为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有的时候保住自己是第一位的，但不去救助又会被一些慷慨激昂之士认做自私，比如当时不能理解船长的我，去救助一但失手搭上本船或自己船员的命也是没好结果。